当前儒家文化复兴的基本态势
    
    在2003年初发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复兴儒家文化的四项建议：“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为此，政府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儒教，给予儒教组织税收优惠，向儒教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甚至应该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只有成为全民性宗教，儒教才能进入日常生活，才能保证读经活动日常化，进而达到文化民族主义目标。为此，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教义和经典，要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或活动场所，要有自治的组织体系，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还要为信众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西方宗教组织和中国佛教的功能多元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文化传播网络，向海外推广儒教。这张文化传播网络也就是文化中国的基础。”
    从目前来看，就儒家文化复兴而言，国内的态势还是好的，主要体现为民间和政府齐头并进，而且呈现出良性互动的趋势。当然，现状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比我四年前的预期要快得多。
    近年来，民间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如发表宣言、联名倡议、上书立法机关、从事学术研究、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图书、成立研究和教学机构、开办网站和论坛、祭孔、推广汉服、宣传传统节日和传统礼仪、开办课外国学班、办私塾、办书院、组织会讲，等等。总的来看，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日趋丰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在整体上不断拓展和深化。
    政府也在积极行动。鼓励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民间行动。允许各类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开展相关活动。2004年第一次在曲阜公祭孔子。2005年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2006年，武汉市团市委主办了盛况空前的汉服成人礼仪式。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并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高层对传统的态度已经大为改观。例如，对未来理想蓝图的描绘，毛泽东时代是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这是西方左派的话语；到邓小平就是现代化了，比较中性，但是偏向西方右派的话语；到了***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儒家的话语了；而今天，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这就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概念了。总的趋势是回归本土，主要特征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描绘中国人自己的未来蓝图。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新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伟大文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文化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纲要》赋予传统文化极为崇高的地位：“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这份《纲要》专辟一章论述“民族文化保护”，提出：（1）“编纂出版文化典籍。”（2）“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3）“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办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论坛。”（4）“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在国内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应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5）“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6）“抢救濒危文化遗产。”
    今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被誉为“中国文化宣言”。胡锦涛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他清晰无误地告诉美国人，中华文明拥有举世无双的生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以人为本”，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注重社会和谐”，第四是“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协和万邦”。而且在表述中华文化内涵时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可以看出，胡锦涛把自己针对国内和国际的大政方针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至少是为这些基本国策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渊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为自己的国内和国外作为找到了统一的解释，第一次把自己的国内和国际的大政方针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建设中国软力量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意义极为深远。 
    
    儒家文化复兴的动力和根源
    
    这一切是偶然的吗？不是！它是一种必然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开始。这种必然性首先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确切地说，中国文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文化。其次，这也是非西方民族的必由之路。要想看清这一点，必须要有大眼光。所谓“大眼光”，一指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有大眼光的人。他的观点暗示，中国文化正在迎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西方老师认可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
    值得强调的是，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的成功发展，传统文化正在回归主流。他甚至预言，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实际上，奈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软力量》一书中，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他还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对支持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束语：承担责任，继往开来！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正是由于硬力量的发展成功，才赋予中国以文化的自信，才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软力量建设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今天不解决软力量的发展问题，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能。
    软力量建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不解决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不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经济、社会还能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难进一步提高，也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软力量的问题，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发展，很可能都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软力量建设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建设中国的软力量这一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人为之献身。那么，谁应该担此重任？谁应该做出牺牲？就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首先就是在座的各位同仁。当年，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夫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当此民族复兴之际，我们更应该“当仁不让”，继往开来。
    穿过两千五百多年的时空，我们又一次面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心灵。古往今来，无数帝王将相的宗庙早已香火不再，多少富商巨贾的府第都已化为灰烬，惟有“三孔”和“三孟”历久弥新。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惟有伟大的精神才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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