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社会领域不再符合极权主义模式，但也没有呈现出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也没有出现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本质特征。经历了初期的管理混乱，“八九”之后双重管理体制开始正式建立，再经过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的调整，一套新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体制已经初具规模。

我们把这种新体制概括为“行政吸纳社会”。什么叫“行政吸纳社会”？首先，“行政”是指“政府”或“国家”，也指“政府”或“国家”的“行为”。其次，“社会”不是指一般的意义上的“社会”，而是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法团主义”所指称的那种社会。再次，“吸纳”意味着政府透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使得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市民社会反抗国家之类的社会结构无法出现。行政如何吸纳社会？第一，借助控制或限制。在《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一文中我们对目前的控制体系给予了系统分析。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借助功能替代。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提供了相应的功能，即一般情况下由“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承担或发挥的功能，从而使后者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而达到遏制乃至禁止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替代实现遏制”的方法。

    在社会领域中，三十年变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三十年是一个社会自治增加的过程，还是政府重建社会控制的过程，抑或是社会自治与政府控制同时强化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重建政府控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社会自治增加的过程中重建行政控制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和国家双赢的过程。当然，时至今日，尽管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

    这种体制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体制，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体制，不同于转型国家的体制，也不同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体制，它是一种出现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大陆的独特的体制。而且这种行政吸纳社会体制还是相当稳定的。至少在近中期内很可能会稳定地持续地存在下去并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大陆的NGO、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大前提”。但是，认识到一点的研究者还很少，对这种独特的结构及其对NGO和公民社会影响的研究则更少。这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国的NGO、社会领域、政治发展都是不利的，对于NGO及其利益相关者确定合适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利的。

    目前，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一，这种特定的外部环境对NGO的生存与发展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第二，在这种环境中，NGO的整体表现如何？第三，在这种环境中，什么样的NGO才能获得良好发展，才能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第四，在这种环境中，NGO应该如何发展？NGO应该设定什么样的目标、策略和发展途径？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的NGO、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