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社会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初步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广泛、深刻而又急剧的变化。变化首先来自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时至今日，在经济领域中，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成为支配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伴随着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政治体制由原来的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权威主义体制。在新的体制下，尽管政府依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严格地控制着公共领域，但它不再全面监控公民的个人生活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伴随着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被打破。[1]

现实的变化刺激着新理论的产生。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理论也应该对现实做出反映。事实也是如此。面对中国发生的巨变，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总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理论范式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核心话题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其中，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行论是相互竞争的两种主要观点。[2]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社会问题的突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市民社会是主流话语。市民社会的倡导者不再“盯住上层”，而是“眼睛向下”，更加关注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希望通过培育社会领域中的自治组织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21世纪前后，“三部门理论”开始出现。此种研究范式比较关注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领域中社会组织，认为第三部门有相对于政府、市场的独特优势，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当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发展现状做出整体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做出理论概括。

（二）文献综述

1．关于第三部门现状的相关研究

要想真正理解当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首先需要对当前的第三部门现状做出准确判断。一些学者已经对当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王绍光、何健宇通过各种专门年鉴、地方志、互联网和抽样调查等多种渠道，对当前中国主要类型的社团数量、规模及历史趋势进行了全面的估算，勾勒出一副第三部门的社团版图。作者认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正在中国展开，将如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样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3] 2000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对NGO进行了调查，设计了一套描述现状的指标，包括活动领域及活动方式，法律地位与治理机制、设备与人力资源状况、财务状况，公共关系、社会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等。[4]王颖、折晓叶、孙炳耀通过研究萧山市社团的发展、社团的功能、社团的内部组织模式以及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指出：改革开放导致大批新型专业组织的出现，同时国家也逐渐改变高度集权的状况，政治与社会逐渐分离。但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解体，而是意味着某种新的社会要素的出现，以及某种更适合经济发展的新的社会结构形式，“这种新的社会要素就是社团组织”，“新的社会结构就是通过作为中介组织的社团，以新的方式将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重新整合起来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社团在这一新的关系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了“‘上挂下联’的社会中间层”。[5]华安德探讨了现阶段社团生活的多样性，及其如何纳入文化、社会、政治和法律框架之下等问题，按照自治程度从低到高排列，华安德列出了一份组织类型名单，并分别总结了这些社团当前的特征，包括其规模、正规结构和管理的程度、资源水平等。华安德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源泉，而双重管理体制及组织自身的能力水平欠缺，缺乏成熟的慈善架构、志愿者体系和社会认可等，则是制约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华安德分别考察了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6]俞可平探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他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具有典型的官民双重性，而且处于发展的过渡期，具有发育不平衡、不规范等特点。他认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7]

2．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与第三部门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的相互关系。在改革前的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域笼罩一切，不存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第三部门。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第三部门的浮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出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兴起。

关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主流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框架分析中国的问题，其中市民社会和合作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8]最先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研究的是奥斯特咖德（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 ），他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八九事件”。[9]高登·怀特 (Gordon White)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指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并且正在向着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10]考虑到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一些学者也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调整，提出“准市民社会”（semi-civil society）、“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 civil society）等概念，并以此对当代中国进行分析。[11]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合作主义（corporatism）框架对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基于对工会和商业协会的研究，陈佩华（Anita Chan）和安戈（Jonthan Unger）指出，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合作主义模式”。[12]赛奇（Saich）也运用合作主义概念分析了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13]奥（Jean C. Oi）还运用地方合作主义的概念，解释了地方的经济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4]尽管市民社会和合作主义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两种分析框架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在权利分化的基础上，市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合作主义突出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交换与合作，[15]虽然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

由于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等理论模式都是源于西方或东欧的概念，早有一些学者对其应用于中国大陆的有效性提出置疑。同时，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尝试基于中国的实际经验提出新的分析概念，例如，王颖等人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提出了“社会中间层理论”。[16]

总之，关于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市民社会反抗国家”、“市民社会”、“合作主义”、“社会中间层”等几种理论观点。其中，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话语。

3．已有研究评述

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第三部门的兴起，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第三部门现状，把握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总体来看，目前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局部观察阶段，不仅第三部门的现状研究如此，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

从当前中国第三部门的现状研究来看，个案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第三部门整体的研究较少且较为浮浅。整体研究缺乏对第三部门概念和范围的统一界定，缺乏全局性的视角，研究对象多根据研究的需要或者作者的偏好，局限于第三部门的某一局部。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描述和分析框架，总结出的现状特征，以及对部门结构的分析结论，可能有一定意义，但无法很好的反映第三部门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甚至将局部特征误认为整个部门特征。此外，目前的研究也缺乏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对现状的解释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更没有形成整体的、有效的解释框架。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处于局部观察阶段。关注“八九”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时代，关注新型社团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在出现市民社会，关注工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属于合作主义模式，关注社团“官民二重性”的研究者则提出中国正在出现的是一个“社会中间层”。对于这种研究状况，包端嘉（Richard Baum）和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形象地称之为“标签泛滥”、“盲人摸象”。[17]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局部观察，试图建立一个针对第三部门内所有社会组织的描述框架及解释框架，从整体上把握当前中国第三部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做出整体判断。

（三）研究的问题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文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当前中国第三部门的现状如何？有哪些组织类型？有哪些结构性特征？开展了哪些活动？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三部门的内部有何差异？

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第三部门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有哪些相同之处？与西方社会相比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三，当前中国的第三部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第四，政府对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实施了怎样管理策略？政府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管理策略？政府的管理策略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管理策略对第三部门的现状有何影响？

第五，中国当前的第三部门现状体现出什么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哪些本质特征？目前的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暂时的，还是稳定的？是否已经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

通过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组织化的角度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领域发生的变迁，并最终回答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问题。

（四）研究渊源

本文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与升华。

早在1997年，康晓光就曾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典型案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8]该项研究系统描述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筹资项目、资助项目、组织机构、管理体制、社会参与及社会影响、外部环境等方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入手，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未来发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1999年，康晓光主持编写了中国大陆第一套“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并亲自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专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19]该书以“三部门理论”为框架，系统阐述了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演变的过程、发展的动力及未来的发展方向。2001年，康晓光对中国大陆扶贫领域中的NGO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三维分析框架”，即社会、政府、NGO的结构与能力三者共同影响NGO的行为、功能、地位，并指出这一“三维分析框架”也适合描述和解释中国大陆其它领域中的NGO行为、功能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20]

2003年，康晓光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项研究从政府控制社会组织的角度考察了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21]提出了“分类控制”的概念。后来，又从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角度考察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表了“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一文，[22]提出了“功能替代”以及“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2006年，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开展了“NGO与政府合作策略框架研究”，对中国大陆18家草根NGO进行了详细的案例调查，从NGO与政府合作的角度入手，重点考察了各类草根NGO为了争取政府的合作和资源所采取的各类策略，发表了“NGO与政府合作策略框架研究”。[23]2007年，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对中国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进行了重新分类，最终调查了64个社会组织，写出了64份案例调查报告。这一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当前中国大陆第三部门的现状进行整体描述，对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做出评估。

本文是在亚基会项目的基础上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深入。

二  研究框架

（一）第三部门概念界定

1．第三部门内涵

第三部门是相对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而言的，一般是指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的总和。但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三部门的外延在各个国家的体现也各不相同。与此相近的概念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公益团体等。本文参考已有的界定，结合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对第三部门做出以下界定：第三部门是指非政府、非营利、非反社会的组织的集合。这一界定中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术语：组织、非政府、非营利、非反社会。

（1）组织

组织就是精心设计的以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一般来说，组织具有下列基本特征：第一，为了更高效率的达成群体目标而进行的劳动分工和权威的分配。第二，权力相对集中在领导或者执行主管手中，他们使用权力控制组织成员活动并将他们导向组织目标。第三，组织中的成员不是固定的，这使得组织可以超越某一特定成员而生存；组织成员死亡、辞职、退休或者被解雇时，可以用常规性的方式来加以替补。[24]

（2）非政府

非政府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是指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机关法人”，所谓“机关法人”是指各级政党机关和国家机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划分规定》，“机关法人”包括：县级以上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县级以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县级以上各民主党派机关；乡、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第五条）。非政府组织就是指上述机关法人之外的组织。

（3）非营利

“非营利”组织在实质上需要满足几个特征：第一，这种组织不应具有明确的牟利宗旨或动机；第二，它不具有利润分配机制。作为非营利组织，可以开展经营活动，但经营所得不能通过一定形式转化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应有分红机制。第三，出资者不享有财产的所有权。出资者将财产投入组织后，便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组织就属于非营利组织。

（4）非反社会

第三部门组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它不包括非法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地下的黑社会组织。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都没有将这些反社会的组织纳入第三部门的研究视野之中，这与人们认定的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有关，即第三部门组织是合法的组织，这种合法并非法律地位上的合法，而是指它们不反社会、不违背人类基本伦理和基本道德准则。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反对组织不同于反社会组织。政治反对组织以反对执政党为目的，但它可能并不采取恐怖主义或者反人类、反道德的行为。因此，非反社会的政治反对组织，如果符合其它三个特征，也属于第三部门的研究范畴。

2．第三部门外延

根据上述界定，当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该包括以下组织类型：

人民团体类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归国华侨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青年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规定的免登记社团，包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贸易促进会、残疾人联合会、庆龄基金会、法学会、红十字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电影家协会、戏曲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曲艺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杂技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

事业单位。

地域型组织，包括城市社区居委会、农村村委会。

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在其它政府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比如业主委员会、宗教活动场所等）。

以企业法人身份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海外第三部门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

挂靠在合法组织下的各种社会组织。

在单位、社区内部活动的各种社会组织。

公园街头的各种兴趣组织。

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团。

政治反对组织。

（二）描述框架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对当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现状进行描述。为了描述第三部门的现状，首先需要建立一套描述框架。本文的描述框架主要包括三个一级指标和九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是从本项研究的访谈提纲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

本文通过访谈提纲中的下列问题获取有关信息：通过“组织由谁发起、组织的法人身份”等问题总结组织的身份特征。通过“组织有无理事会、理事如何产生、理事会起到的作用是什么、理事会会议的频率、理事出席会议的情况、主要负责人的产生方式、重大决策是如何进行的”等问题归纳组织的治理结构。通过组织的人员、固定资产、资金、媒体资源和政府资源的规模、来源渠道等问题，对组织的资源结构进行分析。通过“组织的目标宗旨及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组织的项目和活动所属的领域，2004年以来的活动清单，活动受益方、合作对象、资金来源、与政府及媒体关系，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途径”等问题，了解组织的行为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判断组织所实现的功能类型及实现功能的程度。

 

表1：第三部门现状的描述指标

（三）解释框架

描述框架的主要功能是回答“现状是什么”，但仅仅回答“现状是什么”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回答“现状是什么”，而且还要回答“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这就需要建立一套解释框架。解释框架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确立的因变量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状态；第三部门的状态；政府的态度、策略和行为；确立的自变量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文化传统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图1。

 

政府

的

态度

、

策略

和

行

为

第三部门

状态

国

家

与

社

会

关

系

初始

条件

对外

开放

对内 改革

传统 文化

 

 

 

 

 

 

 

 

 

 

 

图1：总体解释框架

 

 

总体解释框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对第三部门现状的描述指出，当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与改革前相比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与西方社会相比又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本文从改革、开放以及政府的行为入手对第三部门的“西化”特征进行了解释；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入手对第三部门的“中国特色”进行了解释。第二，政府对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采取了哪些管理策略？为什么采取这些管理策略？为什么能够采取这些策略？这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这里我们用“对外开放”、“改革（转型）”、“改革的初始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组织本身的属性”等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解释。由此，我们确立了政府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在对第三部门现状和政府行为解释的基础上，本文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概括。

（四）研究思路

根据上述描述框架和解释框架，结合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根据描述指标对所调查的社会组织进行描述，在描述各个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对所有的调查样本进行分类，并按照“政府性——非政府性”、“营利性——非营利性”两个维度绘制社会组织的类型分布图，并对当前中国大陆第三部门的整体进行体系分析。

第二，结合现状描述概括当前中国大陆第三部门的整体特征，并与改革前的社会领域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领域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第三部门的“西化”特征以及“中国特色”。

第三，对第三部门的“西化”特征进行解释。

第四，从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策略入手，对第三部门的“中国特色”进行解释。在考察政府的管理策略时，主要从政府的控制策略以及政府的发展策略进行分析，同时对政府的管理行为进行解释。

第五，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探索社会领域发展的“中国模式”。

三  第三部门现状描述

（一）分类体系

根据描述框架，结合案例资料，可以把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归纳为15种模式。

模式1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8大人民团体和25家免登记社团。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都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法律身份是社会团体，但属于免于登记的社团。组织类型是改革之前就有的。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政府直接任命，并且属于政府公务员系列，负责人做出的决策也需上报政府部门进行审批，并且政府经常会干预、指导甚至直接要求组织做出某种决策或执行某种命令。

从资源结构来看，政府通常为这些组织提供一定的办公场所，并且按照制度化的方式拨付相当一部分活动经费。组织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属于政府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工资和福利由政府发放，并且人员由政府统一招录，专职人员大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组织经常可以得到政府官员的视察、题词、会见等。

从行为特征来看，它们提供准公共物品。开展的活动包括：一是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法规、政策、命令。二是了解和收集相关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政府部门。三是在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开展一些针对服务对象的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从受益对象的属性来看，它们基本涵盖了各种主要统战对象（工人、青年、妇女、科学家与工程师、商人、华侨、文艺界等）。这些组织因生理特质或者职业身份等特征而联结，人数众多，组织成员具有共同或潜在的共同利益。行动方式类似政府部门的行为方式，强调领导权威和等级制度，行政命令占据主导地位，成员对决策的参与程度低。这些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基层组织，拥有数以百万的会员。组织依托政府的行政体系建立了垂直的、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体系。

从功能特征来说，这类组织通常是党和国家联络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该类组织发挥的功能包括，一是帮助政府实现对服务对象的管理和控制。二是满足会员的部分需求，为会员提供服务。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特别是8大人民团体，在全国政协中都拥有一定的代表席位。四是通过第三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该类组织在帮扶弱势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从功能的影响力上来看，与中国大陆其它第三部门组织相比，该类组织所发挥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模式2

这一类型主要是指官办教会。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的全国性机构是由政府直接发起成立，包括全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协会等。而各省、直辖市及以下行政级别的该类组织则多是由上级宗教组织发起成立，但需要得到当地相关党政部门的同意。按照法律规定，该类组织要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宗教团体属于改革前就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一些组织也在形式上设立了理事会或类似理事会的设置作为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组织的会长、副会长以及理事会等，大都由著名的宗教人士担任，这些宗教人士需要得到政府部门以及宗教系统内的共同认可。一般来讲，秘书处在组织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参与组织的决策以及决策的执行，秘书处成员的任命由政府部门决定。重大决策需上报给政府部门进行审批。

从资源结构来看，政府的相关法规对该类组织的资金来源做出了明确规定，主要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地方宗教团体和下属宗教组织等上缴的经费、社会捐赠等。秘书处成员都是政府任命，属于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薪酬和福利由政府发放，人事调动也由政府支配。因政府的严格控制，宗教团体较少利用媒体宣传，即使有宣传，内容也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严格把关。

从行为特征来看，它们主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并在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开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包括宣传和落实国家宗教政策；发展宗教事业，培养信徒；参与公益事业；同海外宗教团体进行交流等。从服务对象的属性来看，它们的服务对象人数众多，成员对组织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员的组织化或者潜在组织化程度比较高，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从行为方式来看，组织依托政府行政体系建立了垂直化、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体系。

从功能特征来说，此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众的信仰需求，实现了宗教团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模式3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政府发起成立。从法律规定来看，这类组织是自治组织，因此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是改革之前就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没有理事会，主要是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或命令。从本质上来说，这类组织像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但在形式上，这类组织也要按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主要负责人要么由政府直接任命，要么政府规定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和标准。

从资源结构来看，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并且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了经费的来源渠道。组织开展大型活动的经费，需要跟上级政府部门另行申请。财务由上级政府机关代管，本身没有独立财权。组织支出中行政费用占的比例很大。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要么由政府拨付，要么由政府规定来源。工作人员的聘用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以前，组织成员多以中老年为主，文化层次在高中以下，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和就业形式的发展，组织中年轻人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逐渐增多。

从行为特征来说，这类组织主要是按照上级政府的部署开展相关的活动，活动领域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环境、治安、卫生医疗和计划生育、社区服务、文体、共建协调等方方面面。这类组织向上对政府部门负责，主要执行政府的决策、命令，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向下为社区的群众服务，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提供便利。从服务对象的属性来看，它们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一定的人数规模，成员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具有一定的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

从功能特征来说，一方面这类组织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帮助上级政府在基层落实了各项法规政策。另一方面，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该类组织很好的满足了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并且该类组织的服务内容几乎包括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功能的发挥，是其它第三部门组织所不可比的。

模式4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有经营性收入的事业单位。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政府发起成立，是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机构，拥有事业法人身份，是改革之前就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没有理事会，政府对组织的治理干预较多。主要负责人，大都由政府直接任命。组织的重大决策要么请政府部门参与，要么组织决策后上报政府部门审批。

从资源结构来看，这类组织的人、财、物等资源等都比较多。事业单位大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固定资产的规模也相对较大。组织经费来源主要是经营性收入和政府拨款，两者所占比例在不同的组织可能差别很大。事业单位的人员规模通常较大，大致可以分为编制内人员和编制外人员。编制内人员的薪酬全部或者部分由国家提供，编外人员则由组织自身负担。编内人员的招募要么通过公务员招考，要么由组织根据政府的要求进行招募，并且政府对编制内人员的数量、工资待遇标准等都有一定的明确规定。编外人员的招募基本由组织自主决定，通常是市场招聘。政府官员经常到组织视察、参加活动、题词等。组织获取资源一靠国家政策，二靠组织自身的经营能力。

从行为特征来看，事业单位的活动领域涉及到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以类似于企业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有偿服务。组织一方面回应政府的需求，一方面回应社会的需求。从组织服务对象的属性来看，它们的服务对象人数规模非常大，但相对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能力很弱。在行为方式上，此类组织与企业的行为方式非常相似，除了在利润上不允许分配之外，其运行的逻辑与企业差别不大。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满足人们基本的、重要的需求。从提供服务的能力上来看，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事业单位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相对于其它第三部门组织而言是非常强大的。

模式5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有经营性收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主要由民间发起成立，是民间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民办非企业法人。此类组织是改革之后新建立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此类组织的自治性较强，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和组织的重大决策大都由组织自主决定。一般来讲，组织的内部决策通常由组织负责人或组织的领导集体进行，也有一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实行权威式独裁管理。民办非企业单位大都建立了理事会作为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但也有个别组织仿照企业的方式建立了董事会。理事会进行决策的情况也有，但相对较少。普通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几乎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从资源结构来看，这类组织通常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拥有一定规模的资产，但这些资产大都是民间投入的。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经营性收入，很少得到政府的支持。人员的招募主要通过市场招聘进行。与国有的事业单位相比，这些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的规模通常要小的多。个别经营较好、影响较大的组织，也能得到政府的一定支持。部分此类组织还得到了国内其它民间组织以及海外组织的赞助。相对来讲，这些组织比较善于利用媒体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宣传，主要目的是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增加经营性收入。总的来看，组织争取各类资源，主要依靠组织的实力，包括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与事业单位有很大的相似性，活动领域也主要集中在科、教、文、卫等领域，提供的也是准私人物品，也是以近似企业的方式提供。所不同的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发起成立的，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则是民间发起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所服务的对象及其属性也很相似。

从组织功能来说，这类组织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从功能的影响力上来看，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事业单位相比要小的多。

模式6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官办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通常为社会团体、基金会。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属于社团法人，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是改革之后才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大都建立了理事会，作为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产生需要与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协商，业务主管部门对组织的重大决策有不同程度的干预，即使是组织自主决定重大决策，往往也需要上报有关政府部门或者经政府部门审批。

从资源结构来看，组织的资金、物质等资源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也有一些以政府购买等方式获得政府的资助。组织人员主要是自主招募，但也有一些政府安置的人员，包括政府退休人员、转业人员等。由于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这类组织的媒体资源很多，并且善于利用媒体宣传组织的项目和价值理念。组织经常可以邀请到政府官员到组织视察、参与活动等。这类组织争取资源一方面依靠组织的实力，包括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另一方面政府背景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为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并且大都是在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领域活动，比如扶贫、救灾、援助、发展、环保等。在开展活动时，此类组织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即开展参与式项目，强调志愿精神，比较善于利用志愿者。组织的服务对象数量上相对比较多，但比较分散，组织化程度比较弱。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主要是通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帮助解决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比如缓解贫困和不平等，因此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倡导、促进观念和制度创新方面，有些组织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

模式7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各种官方发起成立的协会、商会、学会等互益性组织。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是由政府发起成立，从法律身份上来看，一般注册为社会团体。这类组织大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大都有理事会或者类似理事会的机构设置。有的组织在治理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大，有的组织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多。特别是那些因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而成立的组织，政府对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和重大决策的做出，都有较多的干预，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直接担任机构负责人并做出重要决策。近年来，这类组织在治理上的自主性有明显增强的趋势，甚至一些组织出现了自主决策，但组织出于与政府搞好关系目的，往往也需要上报政府部门。

从资源结构来看，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以及为会员、服务对象提供有偿服务的收费。部分组织还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组织的人员既有组织自主招募的，也有政府安置的，包括借调、任命等，还有的是组织会员单位的成员兼任的。由于是政府发起成立的，所以此类组织在开展活动时能得到政府的关系支持。组织获取资源，主要依靠组织的实力，包括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开展的活动以向会员提供服务为主，但一些组织也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开展一些活动。在行为方式上，这些组织大都主动回应会员的需求，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或者这些社会精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对象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能量很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从功能特征来看，首先，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会员的结社需求。其次，通过结社的形式，解决了单个会员无法完成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公共物品，满足了会员的需求。第三，接管了部分政府职能，有利于政府的机构改革。

模式8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民间发起成立的各种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基金会。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民间发起成立。法律身份是社团法人、基金会法人，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是改革后才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大都根据相关的法规设置了理事会制度，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一般是由组织自己决定，受到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有的由理事会决策，有的由组织的领导班子进行决策，成员和服务对象可能有一定的参与决策机会。

从资源结构来看，资金和物质资源主要来源于社会的捐赠，也有一些组织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获得了政府的资助。组织主要依靠设计的项目获取资源，资源的提供方可能是其它的第三部门组织、海外资助机构等。与官办的准西方第三部门公益组织相比，这类组织的政府资源相对较少。组织的人员规模通常较小，专职人员大都是通过市场自主招聘。此类组织比较善于利用志愿者，比较注重利用媒体资源。组织争取资源一方面依靠组织的实力，包括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依托组织发起人、负责人以及理事的各种关系网络。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些组织主要是根据社会的需求提供准公共物品，活动领域主要包括救灾、援助、环保、扶贫、文化、社区和农村发展等方面。此类组织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开展活动，比较重视项目的设计，在开展活动时比较注重资助对象的参与，强调志愿精神。组织的受益对象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受益对象要么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要么属于利益受损群体。

从功能特征来看，第一，这类组织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帮助缓解各类社会问题，但是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比政府和官办的第三部门组织要弱，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有益补充；第二，通过社会再分配，实现了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第三，在倡导和制度创新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模式9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公益性的挂靠组织，在单位或社区内部活动的各种公益性组织，以及各种合法社会组织下公益性的二级机构。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民间发起成立，没有法律身份，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一般是依托于有法律身份的社会组织而存在。这类组织都是改革之后才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部分组织建立了理事会制度。组织的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基本由组织自己决定，但所挂靠或者所隶属的单位也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干预。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大多决策由组织的领导班子进行，也有的是理事会决策，成员和服务对象可能有一定的参与决策机会。

从资源结构来看，这类组织与模式8中的组织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这类组织所挂靠或者隶属的组织，也有可能为组织提供各种资源，包括在资金、物质、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至少所依附的组织能够为它们提供开展活动的合法化证明。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些组织与模式8的组织差别不大。最主要的差别是由于该类组织没有法人身份，因此在提供服务时，更多的依托所挂靠或者隶属的机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与模式8中的组织相近或者相关，提供服务的方式也会相互借鉴，在提供服务时，有时候需要所挂靠单位的批准或者配合。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与模式8中的组织差别也不太大。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是由于依托于这些有法人身份的组织，它们的活动大都能正常开展。

模式10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各种民间发起成立的互益性的社会团体，以及归口管理下的宗教组织、业主委员会等。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主要由民间发起成立，有些组织的法律身份为社团法人；有些组织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成立，但没有法人资格。这类组织大都是改革后才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此类组织的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都由组织自己决定。拥有社团法人的社会组织大都设置了理事会，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有的为理事会决策，有的由组织的领导班子进行。

从资源结构来看，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以及为会员提供有偿服务的收费。组织的人员是自主招募，组织得到的媒体资源和政府资源较少。组织争取资源，主要依靠组织为会员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能力。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所提供的准公共物品或者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会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服务对象的数量通常较少，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主要是为会员提供各种服务，满足了部分群体的特殊需求。另外，这类组织都是社会成员自愿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由结社的功能。

模式11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互益性的挂靠组织，在单位或社区内部活动的各种互益性组织，以及各种合法社会组织下互益性的二级机构。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民间发起成立，没有法律身份，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依托于有法律身份的社会组织而存在。

从治理结构来看，此类组织的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都由组织自己决定，但有时会受到所依附组织的干预。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会员参与决策的机会较多。

从资源结构来看，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以及为会员提供有偿服务的收费。组织的人员是组织自主招募或者成员自发进入组织的，组织争取资源，主要依靠组织为会员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能力等。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所提供的准公共物品或者服务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群的需要。服务对象的数量通常偏小，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较强。

从功能特征来看，它们满足了部分群体的特殊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人群的结社需求。

模式12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街头、公园内的各种兴趣组织，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等。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由民间发起成立，没有法律身份，但政府也没有禁止它们开展活动。

从治理结构来看，此类组织的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都由组织自己决定。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组织成员的参与性较强。

从资源结构来看，该类组织的资金规模非常小，收入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费用。组织的人员大都是自发聚集到一起，基本没有专职的员工，活动的积极分子自愿为大家服务，没有工资收入。组织获得的媒体、政府及其它资源较少。组织争取资源，主要依靠组织为会员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能力。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类组织所提供的准公共物品或者服务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群的需要，活动领域大都是娱乐兴趣方面。服务对象对组织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功能特征来看，它们主要体现了自由结社的功能，满足了会员娱乐、交往的需求。

模式13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以企业形式注册的各种社会组织。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既有大陆民间社会发起成立的，也有海外发起成立。从法律的规定来看，这类组织名义上是企业，但是实际上按照非营利第三部门组织的逻辑进行运作，是改革后才有的组织形式。

从治理结构来看，这类组织大部分都建立了理事会制度，重大决策和负责人产生都由组织自己决定，从内部决策的方式来看，既有理事会决策，也有的是组织的领导班子进行决策。

从资源结构来看，此类组织主要依靠做项目获取资源，项目的资助方大多是大陆和海外的其它第三部门组织。组织争取资源一方面依靠组织的实力，包括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依托组织发起人、负责人以及理事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这类组织的专职人员多是组织通过市场自主招聘，此类组织善于利用志愿者，并且善于利用媒体进行宣传。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些组织多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种类、数量、提供的方式以及效果等方面，与那些注册为社团法人的第三部门组织基本上没有性质上的差异。海外组织的分支机构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比较注重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类组织与那些民间发起的、注册为社团法人的准第三部门公益组织没有差别，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所能提供的公共物品非常多样化，开展活动的方式也有很多创新，在活动方式的创新以及倡导价值观念方面，这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是官办第三部门组织的有益补充。

模式14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民间发起成立的，游离于政府控制体制之外的社会组织。比如没有获得合法登记的倡导性组织、维权组织、家庭教会、海外组织在大陆的分支机构等。尽管这些组织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是政府并没有禁止它们开展活动。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既有大陆民间发起成立的，也包括海外发起成立。从法律的规定来看，这类组织没有合法的法人身份，也不隶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游离于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控制体系之外，只有安全部门对其进行控制。

从治理结构来看，部分组织建立了理事会。组织的重要决策和负责人产生等是由组织自主决定。

从资源结构来看，公益类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一些组织依靠其设计的活动项目获取外界资助，很多组织与海外的组织联系密切，相当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于海外资助。部分公益组织善于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家庭教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信徒的捐献。

从行为特征来看，这些组织的活动大都与观念倡导、维权、宗教信仰等有关。这类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政府的统治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或者潜在的挑战性，它们的活动领域属于比较敏感的活动领域。从行为方式来看，海外组织的分支机构比较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从功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发挥倡导的功能，也有一些组织开展一些面向弱势人群的服务活动。家庭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结社需求和信仰需求。

模式15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政治反对组织。

从身份特征来看，这些组织是由民间发起成立，没有法律身份，并且是以非法的、地下的形式存在，属于政府禁止的一类组织。

从治理结构来看，组织的重要决策和负责人产生完全由组织自主决定。

从资源结构来看，法轮功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其会员，也即信众的捐款，也有海外势力的资助。

从行为特征来看，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反体制的、挑战政府权威的活动，因此属于政府禁止的活动领域。会员或者信众对组织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组织化程度很高。行为方式比较特殊，比如散发传单、静坐、自焚等。

从功能特征来看，主要以反政府、挑战政府权威为主。

（二）体系分析

以上我们用组织的结构、行为和功能指标，分别描述了每种模式的现状特征。各种模式在这些指标上的特点，以及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分类表”中（参见表2）。观察表2可以发现，描述指标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比如，发起主体、法律身份、治理结构、资源结构等指标之间就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资源结构、产品属性、活动及功能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

 

表2：社会组织分类表